寻找红军英烈墙上活着的“烈士”

坐落于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,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,这里长眠着25048名红军烈士,其中无名烈士17225位。

每一位有名和无名烈士背后,都是一份魂归故里的渴望,也是一个家庭几十年的期盼。王坪村,就是烈士亲属“寻亲”的一个重要目的地。

2019年12月,广元苍溪籍烈士舒宁的后辈舒继鼎前往王坪祭拜,在陵园的英烈墙上,赫然发现另一位苍溪籍烈士“陈长兴”的名字。“陈长兴应为陈长新,他当年没有牺牲,十多年前才去世!”对于这个发现,舒继鼎激动得几乎当场喊出来。

舒继鼎说,舒宁、陈长新同为苍溪三川镇人,两家相距不远,都曾在当地领导或参加过暴动,后来又参加红四方面军,诸多证据表明,“陈长兴”就是陈长新。

陈长兴与陈长新是否为同一人?卒于2004年的陈长新,原来真是一名活着的“烈士”?连日来,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辗转巴中、苍溪、成都、重庆等地,行程近2000公里,遍访舒、陈两家的后人及相关专家学者,查询大量史料,努力解开这个谜题。

嘉陵江畔、苍溪城东南3公里处的红军渡,有一座“功勋馆”,馆内镌刻着许多苍溪籍红军烈士的名字,舒宁不在其中,《苍溪革命烈士英名录》也无收录。

很长一段时间,这事成了舒继鼎等后辈的一块心病。2019年3月,62岁的舒继鼎找到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,称大伯舒宁在1933年跟李开湘(开国少将)等人一起参加革命,新中国成立后,因为种种原因,加上资料缺失,一直未被追认为烈士。

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历经多月查证,2019年8月1日前,在巴中市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查到了舒宁的名字,舒宁革命烈士身份得以确认。

2019年12月的一天,舒继鼎前往通江王坪的烈士陵园祭拜大伯。在那面记载有7000多位烈士的墙上,他找到了舒宁的名字,同时看到另一个极为熟悉的名字——陈长兴,上面注明其为四川苍溪县人,1934年作战牺牲。

舒继鼎内心一阵狂跳:这个陈长兴莫非是陈长新?可陈长新十几年前才去世,他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这上面呢?

对于陈长新,舒继鼎再熟悉不过。在三川镇,舒陈两家是世交,相距不远。舒宁、李开湘、陈长兴都参加了三川暴动,后来三人都参加了红军。舒宁1934年牺牲,李开湘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,而陈长新后更名赵正坤,解放后定居重庆。早年舒继鼎去重庆出差,还在陈长新家里住过几次。2004年,陈长新去世。

当年,舒宁、陈长新两个年轻人一同参加革命,现在在同一面英烈墙上,舒宁与陈长兴的名字又紧挨着,舒继鼎觉得事情有些蹊跷,他马上给陈长新的侄儿陈洪亚打电话,告诉这一惊人发现。

记者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英烈墙上看到,陈长兴的名字就在舒宁右上方。陈长兴在部队的职务显然比舒宁高,前者为师党委书记,后者为第29军游击队队长,两人牺牲时间均为1934年。

据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管理局局长薛元勋介绍,烈士陵园最近一次大规模改扩建是在2010年,英烈墙也是那时建起的,上面两百多位团级以上烈士的资料,来源于《红四方面军人物志》。

《红四方面军人物志》关于陈长兴的记载为:陈长兴(?——1934年),四川苍溪县人,1933年参加红军,1934年入党,曾任红四方面军第30军90师党务委员会书记,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、反六路围攻。1934年于四川万源大面山作战牺牲。

记者查阅《中华英烈大辞典》,上面有烈士舒宁的记载,却没有陈长兴或陈长新的记录。

5月10日上午,重庆市江北区万象时代小区,67岁的赵洪远从书房内抱出厚厚一摞早已泛黄的书籍和本子。父亲赵正坤已去世17年,生前很多东西都丢了,唯有笔记本和回忆录保留了下来。“啥都可以甩了,我写的东西要好好保管,要让后辈知道老祖宗的事。”赵洪远牢牢记住了父亲临终前的话。

记者看到,这些遗物中,大部分都是回忆录。“我原名陈长新,四川苍溪县三川乡人,现名赵正坤。”一份书于1955年4月2日、共计8500余字的回忆录,如此开门见山地写道。

赵正坤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回忆录?赵洪远说,父亲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,也被“赵正坤”这个名字截为两段。“我是谁?”后半生一开始,他就在寻找答案,一直到1985年。

1928年,读过几年私塾但生活困苦的陈长新,通过舒宁了解了的主张,人生发生转变。

当时的苍溪三堆石,武装斗争十分活跃,陈长新、舒宁、孟知先等在此开展游击战争。1932年,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,陈长新与舒宁、杨浩然、孟海先、孟知先等到达四蛮寨,建立游击区,陈长新任中队长。其间,陈长新加入中国。

1933年,陈长新等150位游击队员参加红军,被编入红30军270团特务营,陈长新任连指导员。同年秋,特务营拨归264团,陈长新任团政治部组织股长,后升任团党委书记。部队在仪陇马鞍场作战时,陈长新受伤,被送到通江王坪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接受治疗。

红军西征,陈长新随西路军进入甘肃,遭到马步芳部伏击,损失惨重,之后在陈云的安排下,500多名战士在新疆迪化休整学习,部队更名为政治学习纵队,陈长新任支队党委书记。1937年9月的一天,陈长新等10人接到通知,派他们前往苏联学习,“陈云示意回去后不必告诉其他同志到了什么地方”。

在苏联期间,陈长新等人学会了无线电通讯、反侦察和汽车驾驶等。回国后,1938年7月,陈长新被分配到一个无线电小组工作,名字不再叫“陈长新”,组织上给了他另一个名字。同年9月,他奉命到重庆工作,又更名为“赵正坤”,以百货摊贩的身份作掩护,接受苏联人安德列夫指令,经常乔装打扮送一些秘密文件。1943年7月,日军空袭重庆,安德列夫自此神秘消失,赵正坤也与组织失去联系。

1946年,赵正坤从报纸上看到率部在宝鸡作战,于是想取道苍溪前往宝鸡,因沿途敌情复杂又身染疾病,他无奈返回重庆,因城里无法立足,遂到江北乡下做佃农。

赵洪远从记事开始,最熟悉的就是父亲伏案笔耕的背影。“白天写,晚上也写,钢笔丢了用毛笔。”写的什么呢?赵洪远说,后来他才逐渐明白,当年唯一的上线消失之后,父亲和组织断了关系,他写的全部是自己过去的经历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公安部西南局给赵正坤安排了一份临时工作。为了证明“我是谁”,他不断向有关方面投递回忆录,但都石沉大海。“文革”期间,赵正坤被下放五七干校五年,后来被安排到重庆粮油公司搞后勤工作。

就在四处碰壁时,苍溪籍开国少将李开湘和夫人来到重庆,突然造访了赵正坤那间不到20平方米的斗室;第二天,他被接到渝州宾馆,见到了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长青。

多年的迷雾一朝散去,1985年,赵正坤重新回到组织怀抱,被确定享受“地厅级”待遇。

两年前陈洪亚就听舒继鼎说,通江王坪英烈墙上有陈长兴的名字,虽然只是一字之差,但他认为“陈长兴其实就是陈长新。”

陈洪亚说,二爸陈长新之所以成为活着的“烈士”,可能与他工作的特殊性有关。他曾听二爸讲过,自己之所以失去组织关系,就是因为到苏联后,原先的档案被注销了。回国后,他又改名赵正坤,在隐蔽战线工作。可能有关方面不知道,认为陈长新早已“牺牲”了。

“苍溪党史网上有‘陈长兴’的记载,却没有陈长新。”舒宁的另一个侄儿、现供职于苍溪县法院的舒少陵坚定地认为,“史料上的陈长兴与陈长新有很多相似之处,比如都参加过三堆石农民武装革命暴动,率队打过多次游击战,在红军队伍里任党委书记。相同的时间段、相同的地点、相同的革命武装队伍中,只出现过一个陈长新,所以陈长兴就是陈长新。”

对此,巴中市委政研室原主任、巴中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王国旗认为,由于年代久远,同一个人,在不同的史料中记载不一,可能是因为采访对象不同,或者受访者的记忆偏差等因素造成的。陈长新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成了活着的“烈士”,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

与此同时,记者也在舒宁侄儿舒继鼎处找到一份极为重要的材料——1951年,舒宁的母亲为打探儿子下落开具的证明材料。材料中提到:“政府来家搜寻几次,实难藏身,巧化装约同志李开湘、杨浩然、陈长兴、孟觉先,(舒宗楚)又化名为舒宁,于1933年同行到陕北延安后,从此音信全无”。

证明材料结尾,共有包括陈长荣在内的四个人署名、按手印,这四个人都是三川乡贤。陈洪亚证实,陈长荣就是陈长新的大哥。

舒继鼎认为,这份材料是确认“陈长兴”即陈长新最“硬核”的证据,至于“新”被写成“兴”,可能是两个字发音相近,书写人笔误所致。

5月10日上午,因为记者的到访,供职于重庆百货公司的赵晓霞,首次听说爷爷赵正坤与四川通江王坪烈士陵园的神奇交集。在她的记忆中,爷爷生前的节俭似乎不可理喻,刚直耿介近乎偏执,但也有可爱的一面。小时候,她偶尔一次哼唱《红梅赞》,爷爷顿时两眼放光,要她再唱一次,此后,爷孙俩的歌声时常从那间斗室飘出来。

五月的山城春光明媚,斑驳的光影里,赵晓霞轻声哼唱起爷爷生前最爱的《红梅赞》。朦胧泪光中,赵晓霞的思绪飘飞到了从未到过的四川通江。她说,自己一定要去一次王坪,到爷爷战斗过的地方走一走,亲手抚摸一下英烈墙上爷爷“陈长兴”的名字。